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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信 大情怀

文章来源: 发布于:2019-05-15 阅读:1154次

——《信·中国》的传播学意义

总编室 王志勇

摘要:《信·中国》是央视制作播出的一档人文类节目,50封书信是从2000多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而每一封家书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优秀节目有着永世不朽的精神,《信·中国》唤醒的是人们对精神的渴望。新时代同样需要信仰,需要信念。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当下社会,接受信息和文化的途径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信息传播的速度一日千里,电视节目如何更好地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这是一门技巧更是一门艺术。本文从昂扬鲜明的主题、书信背后的故事、观众的多重需求三个层面,以大众传播的视角对《信·中国》进行分析解读。

 

关键词:《信·中国》;家书;信仰力量;传播学;背后故事。

                                                                                  

 

 《信·中国》是央视的一档人文类节目。2018年3月9日,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每周五晚8:00点,与观众如约而至。《信·中国》每期都会邀请影视或文艺界的演员来担任信使,朗读前辈或英烈们半个世纪前留下的家信。这些家信是从2000多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信的对象,有的是给至亲的,有的是给友人的,其中一封是写给战场上的对手的;而信的内容,从生产到战斗,从生离到死别,无所不包。其中,不乏像瞿秋白牺牲前写给爱妻·“爱爱,我亲爱的爱爱……”的缠绵;也有像黄继光战斗间歇写给妈妈的“不立功,不下战场!”的誓言。每一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满的是亲情友情家国情怀,力透纸背的是对信念的坚定,跃然纸上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每一封家书的背后,又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信·中国》让人滤除浮躁,丰富知识;让人变得懂事、变得高尚。《信·中国》充满着信仰的力量,蕴含着巨大的精神财富;它彰显了人类崇高的道德风范,是人们修身养性的一面镜子。优秀节目有着永世不朽的精神,广泛的社会传播是其必然。从大众传播学角度来说,传播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活动,传播者想要有好的产品,而受传者也希望得到好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多重需要。“两情相悦”自然就会有好的传播结果。《信·中国》以优秀的品质感,实现了传播学意义的本真回归,从而较好地满足了观众的需求。

 

  • 昂扬鲜明的主题,充满崇高的信仰力量,唤醒人们对精神的渴望

 

“传播内容即是沟通、连接整个传播的‘桥梁’,也是传播是否有意义、有效果的关键。”①讲述信仰的力量,这是《信·中国》要传递给观众的最重要的信息。信仰代表着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渴望,象征着人类的理想。它可以支撑着人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而坚持,并获得最后的胜利。《信·中国》所呈现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所不在。一大批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天不怕,地不怕,愿献头颅保重中华”这是80多年前,卢沟桥事变后抗日英雄程雄立下的誓言,那年,他才十八岁。“不立功,不下战场”这是战斗英雄黄继光在战斗间歇写给母亲的;“我是一滴之水虽小,但能汇成洪流,为祖国效力”这是南侨机工白雪樵回国参加抗战前留给父母的。这些书信人与收信人的对话,无不触及灵魂,震撼人心。这些书信,曾经激励了无数人赴汤蹈火投入民族解放的战场;唤醒了无数人义无反顾汇入民族救亡的洪流。岁月飞逝,这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该如何继续承传下去,并发扬光大,它关系到民族自强、自立、自信。新时代需要信仰,需要坚定正确的信念。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接受信息和文化的途径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信息传播的速度一日千里,电视节目如何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取得一个较好的社会传播效果,这是一门技巧更是一门艺术。

在收视率的压力之下,曾几何时,电视过分强化了娱乐本能的成分,而忽略了节目的内涵和精神的提升,在“娱乐至上”的浮躁声中,电视的教化作用被严重忽视,“信仰缺失”成了社会的“隐痛”。《信·中国》犹如一股清流,自觉承担起唤醒人们对中华民族信仰渴望的责任,让理想主义思想在多年的流浪中,寻找到了新的家园。《信·中国》每一封家书的背后,都充满着家国情怀,人们聆听到的是触及灵魂的对话,体会到的是思想的深邃,感受到的是信仰力量的震撼;每一封书信的内容,都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每一期节目,都能让观众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丰富。“为消灭敌人,保我中华,我要走上战场,如果不能活着,请母亲不要悲伤,为伟大而生,为光荣而死,这是儿最后的心意。”②这是年仅20岁的抗日英雄程雄,上战场前留给母亲的信中写到的。“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为报效祖国而去,虽在建国救国的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③这是南侨女机工白雪樵出征前给父母留下的一段话。为了信仰尽管也有许多不舍,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一个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会去执着地追求,哪怕是山高路远,有再多的艰难险阻,也能披荆斩棘。《信·中国》所要传递和唤醒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电视节目的传播价值是什么?实际上说到底,就是看你所做节目内容对社会有多少用处,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它能不能与社会的需求相一致,能不能为社会服务。《信·中国》是一种精神产品,不可能与一 般的物质产品的功用相类比,但它却满足了社会对优秀文化的渴望,满足了人们对英雄崇拜的心理需要。让人灵魂纯洁,信念坚定;让人情怀开阔,境界高远。它带给我们的是深远的人生思考,它犹如一种精神的跋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节目内容的“成熟感”和“品质感”成就了《信·中国》的传播效果。

 

二、书信背后故事,即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又彰显了主人公的道德高度。

 

从传播者的角度来说,“都希望能生产好‘产品’——内容,这是整个传播活动的核心和根本目的。而从受众的角度来说,也需要获得满足不同需要的产品,这也是其主动选择和消费传播内容的基本价值取向。”④人们普遍存在着想要获得新鲜事物和新奇现象的一种心理。即“喜新、求异、好奇是人们的一种常见心态。”⑤正是有了好奇心,所以人们对与众不同的节目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浓厚的兴趣。《信·中国》既满足了观众的这种兴趣,又不是为“吊人胃口”的故弄玄虚,而是本着对历史尊重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2000封家书中挑选出来的每一封背后的故事,都折射出主人公的崇高理想和道德高度。小故事,大情怀,让人敬佩不已。这也是《信·中国》能让观众真正信服的一个理由。

朱德,曾经在旧军队里担任过高官,以其当时的俸禄,用于维持自己家庭所有的费用,绰绰有余。然而,他参加革命十几年后,位至八路军总司令,连自己的生母和养母都奉养不起。心存内疚的朱德,在战场上致信其他亲友,深怕风烛残年的两位老母亲熬不过时艰,希望亲友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一些帮助。听完家书,令人感慨万千!朱德不给自己留丝毫特权。他给家乡的亲戚写信,希望乡里的闲人们不要来找他,因为自己和公家接待不起,如果吃得了苦愿与革命同命运,那就十分地欢迎他们来。这就是八路军总司令的情操,就是一位共产党人的道德。

毛岸英,人们领袖的儿子,在给自己表舅向三立的回信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舅舅希望给其在长沙谋个官职的请托。这位舅舅正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杨开慧被杀害后,正是这位舅舅把毛岸英从监狱中接了出来。然而,对于杨开智的请托,毛岸英在给表舅的回信中,他是这样说的:“新的时代,这种一部登高的做官的思想已是极度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的关系就能上位,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与旧中国之所以不同,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所以不同,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⑥当时毛岸英才二十出头,他的家信让世人羞愧。

不仅于此,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晚年在写给挚友的信中说,“我们想一想,解放以前,七十多岁的男女演员,生活有保障吗?谁管他饭吃?谁给他工资?谁给他劳保待遇,给他医疗费?咱没有任何理由骄傲、端架子。”⑦这是一位老艺术家的肺腑之言,看似平实,却意涵着大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他的人生体会是截然不同的。追随共产党27年之后,马三立终于在1984年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比初心更重要,平淡之中让人感到的是温暖,是一路坎坷而来的一位老艺术家,对党矢志不渝的情怀。

《信·中国》像这样书信背后的故事数不胜数,每一个故事都承载着历史的凝重和真实,让人愿意一个接着一个地往下听。比如,滇缅公路是抗战期间中国最后与外界联系的大动脉,3000名南侨机工,冒着日寇飞机重点轰炸的危险,在这条生死补给线上,日夜运送着中国军队一半以上抗战武器和物质。它的危险与重要竟会如此,令人难以想象;在3000名南侨机工中,只有五名是女性,而白雪樵是其中之一,很多观众也是在《信·中国》里第一次知道。又比如,1951年相声名家常宝堃,赴朝慰问演出,在回国途中遭遇敌机轰炸英勇牺牲。参加完常宝堃的葬礼,相声演员马三立,立刻要求接替常宝堃赴朝慰问,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历时两个多月,马三立用自己一百五十多场的精彩演出,慰问着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们。如此瘦弱的老人还上过朝鲜战场?很多人都难以置信,在好奇的同时,心生敬佩。在《信·中国》里,我们还知道了瞿秋白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知道了江姐除了有革命必胜的信念外,还有要出狱去见儿子的想法,她希望自己能陪着儿子成长,就义时她身上带的唯一的物件,就是儿子彭云的照片。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被《信·中国》一个个真实地还原,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形象、现场和过程的再现,是电视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视听兼备决定了电视具有极强的现象感、现场感和过程感,这也是电视的一大优势,《信·中国》在抓住“好奇心”这一人类天性的同时,也很好利用和发挥了电视的这个特有优势,“新鲜感”和“现场感”让《信·中国》的传播效果锦上添花。

 

三、朴实无华,满足观众多重需求,回归传播本质

 

观众是电视传播过程中的受传者。作为个体的,他们是千差万别的,但作为整体的,他们又是有共性的。胡正荣认为,“一个人接触媒介,是基于个人需要,怀有某种动机,它主动使用媒介内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⑧因此,研究电视对观众产生的效果和具体功能,首先要了解观众的动机和希望满足的程度。观众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节目有不同的接受和理解,进而有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信·中国》利用观众的经验、态度、立场,从尊重观众的角度来实现传播效果的达成。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朴实无华,让人觉得可亲、可近、可信。观众被家书的真情所打动;被主人公的情怀所感染;被书信背后的故事感动而心生敬意。其实,电视节目跟文学作品是一样的,它的价值不在于自身的华丽,而在于是否被人赏识,被人接受。书在读者读到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而已。书的生命、价值、意义是通过读者的阅读而实现的,同理,电视节目的价值则是要通过观众的接受和社会传播而完成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传播价值,是节目制作人员的目标,也是传播过程的一个基本规律。《信·中国》制作方深谙其中的道理,并下了一番苦功。尽量从观众的视角出发传播令人关注的内容。为此,《信·中国》不仅邀请了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还邀请了当下最具人气的青年艺人来担任信使的角色,以吸引观众的眼球。《信·中国》充分利用了电视大众文化的特点,除了在内容上去贴近观众,通过创新在形式上也尽可能地去靠近观众,力求做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英雄故事本来并没有什么年龄的界限,但演绎英雄故事的人,却有着鲜明的个性呈现和不同的群体吸引力。为了让书信者与朗读者之间的距离更加接近,情感更为交融,栏目组根据每一封信的不同心境,邀请了不同年龄、不同特质的演员来朗读,在一定的时空环境里,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比如著名表演艺术家张少华在朗读黄继光母亲邓方芝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时,老艺术家朴实而饱含真情的演绎,让多少人为之动容,观众已不知是信中还是信外。而《信中国》首期,聂荣臻将军在华北战场上,为送还战火中被救的两名日本孤儿时,写给侵华日军的信是由唐国强来念的,那份大爱无疆,凛然正义,字字铿锵,句句有力,令对手也敬三分,其气度和气场让观众印象至深。而演员马苏朗读的白雪樵在回国抗日前夜给父母的信,字里行间是一个女儿对双亲的不舍,对灾难深重祖国的思念,对拯救民族危亡的决心“我是一滴水,只是沧海一粟,但可以汇成洪流”情到之处,朗读者自己被感动,观众被感动。我们知道电视节目的价值,最后是要是以社会为归宿的,一个节目的影响力是在于有没有足够能力去吸引观众影响观众,这是衡量节目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传播过程是一个信息的流动过程,节目如果没有信息的交汇,传播者和接收者双方就无法进行沟通,节目的传播也就无以存在。节目的价值它最终要表现的是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它体现出的是节目本身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在传播过程中,能不能充分反映并满足这一种关系,成为电视节目传播关系中,能不能构成以及实现分享并达到良好效果的关键。为了达到尽可能好的传播效果,《信中国》尽量去选择一些具有较大节目价值和观众关切的元素作为切入点。因为,这是节目完成自己社会作用的前提。《信中国》选择影视明星的加盟,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追星。按照主持人朱军的说法,他们对朗读者的选择标准有三条:“一是他能用心体会写信人的心境;二是他能读出信中的情感;第三他最好是观众喜爱的艺人。”⑨从目前播出的情况来看,《信·中国》可以说都达到了上述要求。如同朗读者在接受采访时都说到“每一次读信的过程,也是都是他们自己心灵的洗礼过程。”看到他们读信时与观众一同流泪,我们相信这种情感是真实的。

《信·中国》对观众的影响不只在于增长知识,也不只在于“立言”,而在于加深人们对人生的理解和思考,让心中的信念在实践的感悟和人生的思考中,日益丰满与完善让灵魂升华。世纪老人冰心说过,读书好,可以使人心灵充实,道德高尚。电视节目亦然,只有携带着优秀文化基因的节目,才能给观众以精神的养分、道德的滋润。判断节目的“好”与“不好”的标准,自然会因社会和时代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新、深、精、准”是其基本的判断依据。⑩可以说《信·中国》之所以受到观众认可的原因之一,就是较好的体现了上述标准的结果。归纳起来:首先,在特定内容以及传播方式上,它根据观众的需求,进行了创新;其次,在节目的内涵及其表现上,实现了它的广深性;第三,在节目的内容及其表现方式上,都精心把关;最后,在节目针对的目标受众上,从面向所有观众走向细分受众。

 

注释:

①黄旦:《新闻传播学》,第13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③⑥⑦中央电视台,2018年4月6日《信中国》第6期。

④⑧⑩胡正荣:《传播学总论》第218页,第206页,第21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⑤蔡铭泽:《新闻传播学》第12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中央电视台,2018年3月9日《信中国》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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